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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朴实而善良的各族群众哪里想到，就在这灿烂的阳光下，一团面目狰狞的黑影，正悄悄地向他们逼近。
抢商铺，砸银行，烧汽车，砍群众——种种暴行令人发指
3月10日，原本是一个普通的日子，却被一伙别有用心的人赋予了特殊的含义：1959年的这一天，达赖及其分裂集团发动武装叛乱，公然背叛祖国，并将这一天定为所谓的“西藏独立日”。此后，每年这个时间段，达赖分裂集团都会绞尽脑汁，在境内外频频滋事。
今年3月10日下午，拉萨市哲蚌寺约300名僧人突然分头下山，企图进入市区制造事端，被执勤人员劝阻后，有30余名僧人多次冲撞执勤人员。10余名色拉寺外地学经人员在大昭寺广场公开呼喊反动口号，并打出一面“藏独”组织的“雪山狮子旗”。3月11日至13日，个别寺庙部分僧人继续聚集，冲击拦阻线，冲撞、谩骂，并用石块攻击一线执勤的警察和干部。
3月14日11时许，一些僧人在小昭寺攻击执勤民警，少数不法分子开始在八廓街聚集，打出“雪山狮子旗”，一边呼喊“西藏独立”等反动口号，一边打砸抢烧。潜伏在其他街道的不法分子趁势走上街头，参与暴行，事态迅速蔓延至八廓街周边地区。这些坏分子大肆纵火，辱骂、殴打、砍伤执勤人员，冲击新闻、金融、学校、公安机关等要害部门，抢劫并烧毁商店、学校、汽车、宾馆。
“他们见人就砍，进店就抢，遇车就烧！”大昭寺广场开店铺的强巴回忆起来依然心有余悸。那天14时30分左右，广场附近浓烟滚滚。当消防官兵前往灭火时，一群正在纵火的暴徒乘机点燃烧毁了两辆消防车，还打伤4名消防战士。
从15时开始，歹徒在宇拓路、北京东路、朵森格路一带疯狂打砸抢烧。歹徒冲进这一带的7个银行营业网点，捣毁10台自动取款机，营业网点内一片狼藉。16时30分许，北京东路西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一带燃起熊熊大火，连片商场陷入火海，整整烧了一个小时，“以纯”服装专卖店的次仁卓嘎、杨冬梅、陈佳、韩星星、刘燕等5名营业员被困火中，被活活烧死。这5名姑娘最大的24岁，最小的才19岁。
更骇人听闻的是，暴徒还残忍地砍掉人的耳朵，惨无人道地杀害群众，连孩子也不放过，对藏族群众同样毫不手软，个别暴徒甚至效仿旧西藏农奴主的“点天灯”酷刑，把无辜群众浇上汽油活活烧死！种种暴行灭绝人性，令人发指！
蓄意制造事端，图谋干扰奥运，达赖撕下“和平”伪装
有足够证据表明，这一事件是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其险恶用心，就是企图在敏感时期挑起事端，蓄意把事情搞大甚至造成流血事件，借此向中国政府施压，干扰北京奥运会，破坏国内安定和谐的社会政治局面。
达赖自背叛祖国时起，图谋“西藏独立”、分裂祖国的顽固立场从未改变，梦想以“大藏区”、“高度自治”为幌子夺取整个青藏高原地方政权。由于达赖集团顽固坚持其反动立场，其分裂主义主张连连受挫，达赖恼羞成怒，撕下“和平”伪装，从幕后走向前台，把破坏活动的重心从境外转移到境内，在重要敏感期破坏境内重点目标和部位，以达到“境内活动、境外炒作、内外施压”的目的。对“藏青会”等一些激进“藏独”组织的暴力活动，从暗中怂恿转为公开支持。
达赖集团一贯把宗教和寺庙作为分裂破坏活动的重要阵地，加紧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破坏，在境内寺庙中培养和安插其代理人，作为分裂破坏活动的突破口。他们利用“杰钦修丹”护法神问题制造教派冲突，引起了西藏教派的一系列冲突；在境外频频举办各种“宗教”活动，采取“拉出去、打进来”的办法，煽动和引诱僧尼和信教群众出境，从中挑选人员培训后再派遣入境渗透破坏，试图与中国政府长期顽抗。
去年以来，达赖集团还加强与“东突”恐怖组织的勾结，策划在西藏开展恐怖活动，企图将国际社会的注意力转向西藏，再借机在其他地方从事恐怖活动，达到搞乱西藏、扩大国际影响的目的。
北京申奥成功后，达赖集团气急败坏，在境外多种场合大肆举行抗议、示威活动，煽动国际社会抵制北京奥运会。在屡遭失败后，达赖集团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以更多暴力活动破坏北京奥运会，各种干扰破坏活动五花八门。
“藏独”激进组织“藏青会”猖狂叫嚣，要“针对北京奥运会在境内外开展各种形式的极端运动”，还联合“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藏妇会”等“藏独”组织，策划在今年奥运圣火登顶珠峰前，对圣火实施拦截。
谁在造福西藏人民，谁在祸害西藏人民？西藏各族群众一清二楚
事件发生后，西藏自治区政府果断决策，妥善处置，紧紧依靠群众，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坚决斗争，已经基本控制了事态。
这起恶性事件，引起西藏各族群众和各界人士的强烈愤慨，纷纷谴责达赖集团的恶劣行径。许多群众说，“西藏的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中央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西藏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都离不开全国人民无私援助的深情厚意。西藏已经连续18年保持稳定和快速发展，现在人心思稳，我们热爱今天的安定幸福生活，期盼建设全面小康和现代化，不能再容忍达赖集团的干扰破坏！”
西藏各族群众不会忘记，旧西藏广大农奴和奴隶都是“会说话的牲口”，连生存权都得不到保障，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帮助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充分享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权利，成为国家的主人。
这起打砸抢烧事件的受害者绝大多数是普通老百姓。受害群众彻底认清了达赖的嘴脸。一位店铺被毁的藏族商户义愤填膺：“不能光听人说得天花乱坠，关键还要看在做些什么，谁在造福西藏人民，谁在祸害西藏人民，我们心里一清二楚！达赖不是口口声声说是为了藏族人民争取权益吗？这次为什么要与我们老百姓过不去？他哪里是在帮我们，他是在祸害我们，他是人面兽心的豺狼！如果佛祖在天有灵，也决不会饶过他！”
眼下，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正在积极采取措施，巩固社会正常秩序。“社会稳定是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我们要把这起事件带给群众的损害降到最低点，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新华网北京３月１８日电（记者林立平 荣燕）外交部发言人秦刚１８日在此间表示，西藏自治区有关部门正在对近日拉萨市发生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依法予以处置。目前，拉萨局势已基本平稳，社会秩序已恢复正常。
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有关提问时表示，拉萨市发生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给当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使当地社会秩序受到了严重危害。“这是由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和煽动，境内外‘藏独’分裂势力相互勾结制造的。”秦刚说。
秦刚说，这些不法分子的行径根本不是什么“和平示威”，而是暴力犯罪。他们滥杀无辜，手段残忍，激起西藏各族人民极大愤慨和严厉谴责。西藏自治区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处置，完全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维护国家法制，维护西藏各族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合理、合法的。在整个处置过程中，执法人员保持了极大克制。这次事件再一次暴露了达赖集团的分裂本质及其所宣称的“和平”、“非暴力”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他说，这起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危害一个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对这种暴力行为都不会无动于衷、坐视不管。中国各级政府有能力来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有能力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我们希望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尊重事实，明辨是非，主持正义。”秦刚说。
在达赖窜访其他国家的问题上，秦刚表示，中国政府的态度一向是非常明确、坚决的。达赖不是单纯的宗教人士，而是披着宗教外衣、长期在国外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破坏民族团结的政治流亡者。这次在拉萨发生的暴力事件再次暴露出了达赖集团的分裂实质。任何一个不带偏见、主持公道的国家和政府对此都会得出正确的结论。我们坚决反对其他国家政府官方人士会见达赖，为达赖分裂言行提供讲坛和便利。我们这一立场没有变化。
1959年西藏武装叛乱是怎样发生的？
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社会制度的改革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这种改革中央不加强迫，由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但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有人反对改革，试图永远保持农奴制，在帝国主义势力支持下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
1952年3、4月间，西藏地方政府的司曹鲁康娃和洛桑扎西暗中支持非法组织“人民会议”在拉萨骚乱闹事，反对“十七条协议”，要求解放军“撤出西藏”。1955年，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索康·旺清格勒等在当时的西康省藏区策划煽动武装叛乱，并于次年残杀工作人员和群众数百人。1957年5月，在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柳霞·土登塔巴等支持下，成立了“四水六岗”叛乱组织，后又成立“卫教军”武装，提出“西藏独立”的口号，叛乱活动愈演愈烈。
中央人民政府本着民族团结的精神，一再责成西藏地方政府负责惩办叛乱分子，并表示，“中央不改变西藏地区推迟改革的决定，并且在将来实行改革时仍要采取和平改革的方针”。但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把中央这种仁至义尽的态度看作软弱可欺，叛乱活动迅速蔓延，并于1959年3月10日在拉萨发动全面武装叛乱。
1959年2月7日，十四世达赖喇嘛向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等提出：“听说西藏军区文工团在内地学习回来后演出的节目很好，我想看一次，请你们安排一下。”3月8日，达赖确定3月10日到西藏军区礼堂看演出。
3月9日晚，拉萨墨本（市长）煽动市民说：达赖喇嘛明天要去军区赴宴、看戏，汉人要把达赖喇嘛劫往北京，每家都要派人到达赖喇嘛驻地罗布林卡请愿，请求他不要去军区看戏。次日，叛乱分子胁迫2000多人去罗布林卡。随后，叛乱头目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宣布“西藏独立”，全面发动了背叛祖国的武装叛乱。 虽然罗布林卡受到叛乱分子控制，同达赖的联系十分困难，中央代理代表谭冠三仍设法通过爱国人士先后于3月10日、11日和15日给达赖三封信，指出叛乱分子猖獗地进行军事挑衅，要求西藏地方政府立即予以制止。达赖于3月11日、12日和16日先后给谭冠三复信三封。在16日的信中，他还表示，已对地方政府官员等进行了“教育”和“严厉指责”，并表示几天后还可能到军区去。
但是，3月17日夜，噶伦索康、柳霞、夏苏等叛乱头目挟持达赖逃离拉萨。叛乱失败后，又逃往印度。达赖离开拉萨后，叛乱分子调集约7000人，于3月20日凌晨向党政军机关发动全面进攻。人民解放军奉命反击，仅用两天时间，就彻底平息了拉萨市区的叛乱，流窜于其他地区的叛乱武装也相继瓦解。
达赖喇嘛封号的由来
西藏出现达赖喇嘛已有400多年，其内涵和西藏的政治历史密不可分。
公元1578年（明万历6年），藏传佛教格鲁派（也称黄教）首领索南嘉措去青海、内蒙古一带传教。他是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第四世传人，也是格鲁派第一位转世的活佛。
索南嘉措在传教期间，与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相会于青海湖边。俺答汗赠送他一个称号：“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意思是显宗和密宗两方面都修到最高成就的、超凡入圣而学问渊博犹如大海一样的上师。“达赖”是蒙语“大海”，“喇嘛”是藏语“大师”。
俺答汗当时已受明朝册封为顺义王。索南嘉措便托俺答汗代他向明朝皇帝请求册封，他本人也向明朝宰相张居正致函，要求朝廷赐封。
1587年明朝政府正式承认这一称号，并派使节加以敕封。索南嘉措得此称号之始，为三世达赖喇嘛。前两世达赖喇嘛为后人追认。 1653年（清顺治10年），五世达赖喇嘛应清帝之邀来到北京。顺治皇帝沿用了俺答汗对三世达赖喇嘛的尊号，并授予金册和金印（刻有汉、满、藏三种文字）。从此，“达赖喇嘛”封号开始具有政治意义和法律效力。
1751年，清政府又令七世达赖喇嘛掌管地方政权，开始政教合一。
达赖和班禅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宗喀巴的两大传承弟子，他们均采用独特的活佛转世制度。至今，达赖传承十四世，班禅传承十一世。
目前逃亡在印度的十四世达赖喇嘛是由中华民国政府主席颁令批准的。
（据新华网资料整理）
阿沛-阿旺晋美讲述：1959年西藏叛乱真相
近几年我多次会见过从国外回来探亲的藏胞。我曾问过他们，你们在国外，对1959年3月10日发生的叛乱的原因，究竟是怎样理解的。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那是因为当时西藏军区要把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原西藏地方政府，由噶伦4人组成，是1751年经清代乾隆皇帝在废除西藏郡王制之后批准建立的，1959年西藏叛乱事件发生后解散。］的主要官员抓上飞机送到内地.29个年头过去了，至今在西藏，不但青年人不了解事件的真相，连老年人也不甚了了，仍然处在谣言欺骗之下。制造谣言者又是佛教徒，这就更加不幸了。我作为这一事件的目击者，历史的见证人，对事件的内幕了解得清清楚楚。今天，我有责任把1959年3月10日事件的真相披露于世，还历史的真面目。
1959年3月10日上午8点多钟，西藏拉萨街头一片混乱，人们哭喊着奔走相告：“到罗布林卡去保护如意至宝［此处指达赖喇嘛］吧！汉人要把他劫走了。”这喊声对笃信佛教的藏族人民简直是一声炸雷。于是，人们怀着震惊、惶惑、恐怖的心情，涌向罗布林卡，以保护达赖为名，包围了罗布林卡，揭开了武装叛乱的帷幕。这就是后来不久发展成为大规模全面武装叛乱的1959年“3月10日事件”。
按照藏族传统习俗，每年藏历十二月二十九日是“破九”，在布达拉宫举行“破九跳神大会”。和平解放后，每年“破九”都邀请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的领导同志去看跳神.1959年（藏历土猪年）“破九跳神大会”时只有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和副司令员邓少东在拉萨，他们应邀前往布达拉宫。达赖喇嘛在他的卧室会见他们时主动提出：“听说西藏军区文工团在内地学习回来后演出的新节目很好，我想看一次，请你们给安排一下。”谭政委和邓副司令员当即欣然应允，并告诉达赖喇嘛，这事很好办，只要达赖喇嘛确定时间，军区可以随时派出文工团去罗布林卡为他演出专场。达赖喇嘛说，去罗布林卡不方便，那里没有舞台和设备，就在军区礼堂演出，他去看。
事情就这样说定了。谭冠三政委和邓少东副司令员从达赖喇嘛的卧室出来，回到噶厦专为他们看“跳神”设置的坐处时，把这件事告诉了在那里的全体噶伦［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主要官员］，他们都知道这个过程。后来，因为达赖喇嘛要考“格西”［意译为善知识（dge-bavi-bshes-gnyen），是在僧众大会中辩论佛教经典考取的学位。按拉萨三大寺制度，分拉让巴格西（lha-rams-pa）、措让巴格西（tshogs-rams-pa）、多让巴格西（rdo-rams-pa）和岭色格西（gling-bsres）等4级。］，去军区观看文艺演出的时间就这样拖了下来。
1959年3月9日下午3点钟左右，西藏工委统战部李佐民同志到我家告诉我，达赖喇嘛决定3月10日去军区看文工团演出，并转告达赖喇嘛的意思说：“噶厦官员明天不用到罗布林卡了，可直接去军区礼堂等他。”怎么这样安排呢？按一般规矩，这类活动，噶厦官员都应先到罗布林卡，然后随达赖出行。我觉得情况有些不正常，预感会出事。 我就对李佐民说：“这几天拉萨很乱，匆忙决定达赖喇嘛到军区看文艺节目可能会出现麻烦。”李佐民说：“现在已经没办法了，看文艺节目是达赖喇嘛亲自定的时间，不好改变，只好这样了。”当天下午六七点钟，我接到代理噶伦柳霞·土登塔巴的电话说，3月10日上午10点达赖喇嘛到军区看演出，要全体噶伦于9时到罗布林卡集合，研究好达赖喇嘛去的办法后随同达赖喇嘛一起去。因为首席噶伦索康·旺钦格列家没有电话，要我转告索康·旺钦格列.3月10日上午正值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政治学习时间，我就没直接去罗布林卡，而是带着官服先去筹委会主持政治学习，同时等待罗布林卡的电话。想观察一下动静，看有什么情况。
不到10点钟，西藏军区副司令员、西藏地方政府噶伦兼藏军总司令桑颇·才旺仁增径直坐车去罗布林卡，在距罗布林卡不远处被石头打伤，立即被送到德吉林卡印度驻拉萨领事馆的医务室进行了包扎.10点钟以后，帕巴拉·格列朗杰的哥哥堪穷［西藏地方政府里僧官的衔名，相当于四品官职］索朗加措被叛匪打死在罗布林卡门口。很明显，达赖喇嘛不可能到军区看演出了，我们也不可能去罗布林卡了，我就从筹委会到了军区。这就是1959年“3月10日事件”的起因和全过程。可是当时不了解内幕真相的人，包括原西藏地方政府的许多僧俗官员，都听信了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制造的谣言。至今在国外藏胞中的大多数人仍然被蒙在鼓里，可见这个谣言误人之深，流传之广。
有的国外藏胞写这一段历史时候，又有这样一种说法，说当时达赖喇嘛不去军区观看演出，是因为军区提出，达赖喇嘛来军区观看演出时，除了可带私人工作人员和少部分警卫外，不再邀请其他随行官员了。这是根本没有的事情。按照常规，当时达赖喇嘛作为西藏的领袖，又是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外出参加活动怎么可能不带随行官员和警卫人员！？事实上，当时军区不仅邀请了达赖喇嘛，而且还邀请了噶厦所有的噶伦、达赖喇嘛的两位经师和部分大活佛，以及部分贵族。
至于当时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个谣言，说穿了就是为了以此欺骗群众，发动武装叛乱，以反对民主改革。其实他们当时反对民主改革也是毫无根据的.1956年陈毅副总理率中央代表团前往拉萨，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成立，在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大会上，曾做出过关于进行民主改革的准备工作时决定。后来，中央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决定在西藏6年之内不进行民主改革，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是否改革，“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作出决定，不能性急”。［6］
1956年底至1957年初，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应印度政府邀请，去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当时正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总理亲自给达赖喇嘛面交了毛主席的亲笔信，信中把中央这一决定通知了达赖喇嘛，并向他做了许多解释工作。当时达赖喇嘛说，他个人认为六年不改的方针以及周恩来总理讲的许多问题都很好，但这是一件很大的事，他还年轻，不能一个人做主，要同随行官员商量后再回答周总理。
当时，我作为西藏地方政府噶伦，也是达赖喇嘛随行官员之一。我们随行的主要官员认真讨论了周总理同达赖喇嘛的谈话后认为，在西藏从和平解放到1956年，在贯彻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方面，没有任何违背协议的地方。因此，对西藏工作提不出任何意见。但是在康区和甘青等藏族地区的民主改革中，有一些不好的做法，希望中央予以重视并认真纠正。周总理采纳了这个意见。当时不存在西藏搞叛乱的任何理由，因此，1959年在西藏发生的叛乱是毫无道理的。这次叛乱并不是中央政策和中央造成的，而是少数上层反动分子自己搞起来的。
至于现在拉萨骚乱分子又喊出了“西藏独立”的口号，这更是荒唐的。西藏是不是独立的，无论从汉文、藏文的史书记载中还是从现存的许多历史文物里，如皇帝赐给西藏统治者的印信、金册等，都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吐蕃同唐朝有了一种亲密的关系，从元朝开始，西藏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管辖，至今已有740多年。这就是说，所谓“西藏独立”完全是毫无根据的，是站不住脚的。那些鼓吹“西藏独立”的人无非是以夏格巴的一本书为依据。我反复详细地研究过这本书，认为夏格巴在引用藏文的历史资料或汉文的历史资料时，对史料完全采取了断章取义、取其所需的态度，这样得出的结论只能是谎言，谎言是改变不了历史事实的。本来不存在“西藏独立”，骚乱分子怎样喊也“独立”不成。闹事的喇嘛根本不懂历史，完全是空谈“独立”，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当然，1959年叛乱以后，西藏紧接着进行了平叛和民主改革，开始了各种建设，从这件事的结果看，西藏社会是前进了一步，人民解放了。但反过来想一想，1956年，中央已宣布了六年不改的方针，如果认真执行这条方针，不搞叛乱，到“文化大革命”时，整个西藏可能还没有全部进行民主改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西藏未进行民主改革的边境地区没有搞文化大革命）这样整个西藏也就没有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条件。那么西藏寺庙以及其他方面遭到的破坏也就无从而来。
［1］ 噶厦：原西藏地方政府，由噶伦4人组成，是1751年经清代乾隆皇帝在废除西藏郡王制之后批准建立的，1959年西藏叛乱事件发生后解散。
［2］ 如意至宝：此处指达赖喇嘛。
［3］ 噶伦：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主要官员。
［4］ 格西：意译为善知识（dge-bavi-bshes-gnyen），是在僧众大会中辩论佛教经典考取的学位。按拉萨三大寺制度，分拉让巴格西（lha-rams-pa）、措让巴格西（tshogs-rams-pa）、多让巴格西（rdo-rams-pa）和岭色格西（gling-bsres）等4级。
［5］ 堪穷：西藏地方政府里僧官的衔名，相当于四品官职。
［6］ 见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第78页。